1980我的文艺时代在文讲所的日子第400章“禁书”的后果林为民的《狩猎》发表在《当代》今年的第十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创下了接近150万册的销量。
在舆论不断发酵的时候，这一期的销量也在以十分迅猛的趋势攀升。
在林为民第二次投文《文艺报》之前，第十期《当代》已经突破了200万册的销量。
这样的销量，放眼全国的刊物，只有那些通俗文学刊物能够比肩，纯文学领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包括《收获》在内。
而更可怕的情况是在《文艺报》发表了林为民的第二篇文章之后，当读者们听说《狩猎》将在十年之内不再发表和出版，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到书店或者书报摊去买一本《当代》。
哪怕他们之前已经买过、看过这部，可还是有众多的读者选择了再次购买。
十年之内不再发表、出版，那就意味着想看到《狩猎》这部，只能通过1987年的第十期《当代》，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渠道。
对于八十年代无数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这就好比是二十年前流行的手抄本，大家想方设法也要弄上一本。
但现实情况是《当代》绝大多数时间的销量是稳定在120万册到140万册之间的，所以每一期的印刷量也会大致在这个区间。
林为民的作品发表，《当代》进行了首印数量的调整，起步就是180万册。
然后又因为销售过于火爆，再次加印了60万册。
《文艺报》上的文章发表出来之后，这一期《当代》的销量已经逐渐下滑到了一个平稳的阶段，全国各地的书店、邮局、书报摊等销售渠道的存量高达40万册，基本上满足了这一期《当代》的后续销售。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林为民的文章竟会引发如此大的抢购热潮。
仅仅四五天时间，所有渠道的刊物销售一空，同时读者们的购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纷纷要求补充图书。
雪片一般的征订需求从全国各地陆续汇总到国文社，短短三天时间，第十期《当代》再次征订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80万册。
并且这种征订需求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每天六位数的速度持续攀升。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群龙无首的《当代》编辑部也不敢擅自做主，只能把数据都交到了社长程早春这里。
程早春看着手里的征订需求量，有些不敢相信。
《当代》都已经上市销售两个月了，哪来的这么多购买需求？
“社长，应该是跟为民发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有关。现在的情况是不光是之前看过《狩猎》的要买我们的刊物，连那些只听过、没看过，甚至是听都没听过的潜在读者，都被这些抢购的读者们带起了风潮。”
贺启智说的没错，全国各地发来的征订数量现在已经完全超过了这一期《当代》的读者群体，这些征订信息当中不仅有《当代》和林为民的忠实读者，也有因为跟风凑热闹的读者。
毕竟一个作家主动提出自己的将会在十年之内不再发表和出版，这事本身就很新鲜。
以往国内不是没有“禁书”，可那都是被动性质的，像林为民这样一般的，读者们还是头一次见。
看过的读者，想再多买一本留作纪念。
没看过的读者，好奇想看看这部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还有无数跟风的读者，风潮就这样在短短几天之间迅速形成。
听完贺启智的解释，程早春思量片刻，说道：“通知印刷厂那边，先加印100万册。”
“那继续来的征订单怎么办？”
“过几天再说，这股风潮应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有个十天半个月应该就会过去，过几天看情况再加印一次。”
“好！”
接到国文社的指令，印刷厂连夜加班加点开工。
两天时间后，满载着刚印刷出来的《当代》的卡车从印刷厂出来，然后再送到火车站货运站，这些刊物将在这里被分发到全国各个城市。
——
飞机经由香江，抵达法国，林为民落地后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加里扬。
令人生理不适的贴面礼过后，加里扬的嘴跟机关枪一样说起来没完。
热情是真的热情，可聒噪也是真的聒噪。
接机的除了加里扬这个伽利玛出版社的职员，还有一位我国驻法国待史馆的钟参赞。
能让待史馆的二号人物来接机，林为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寒暄了几句，钟参赞对林为民特意对林为民道了声谢，这次他来参加龚古尔奖，确实是有助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
具体到细节，比如说驻法待史这次就受邀参加了本届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从文化到政治，交流便通过这样的方式水到渠成。
下榻到饭店，林为民休息了几个小时，接受了待史馆的宴请。
第二天，林为民在加里扬的带领下，参观了伽利玛出版社的总部，然后便是洽谈出版事宜。
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自然主义家埃德蒙·德·龚古尔为了纪念弟弟茹尔·德·龚古尔而设立的。
埃德蒙·德·龚古尔在1874年7月14日立下遗嘱，为了纪念他的弟弟，要用遗产作为基金，成立即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并指定福楼拜、左拉、都德等10名友好作家成为第一届院士，并于正式设立1903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龚古尔文学奖每年评选一部，获奖者中包括普鲁斯特、马尔罗、西蒙娜·德·波伏瓦、等著名作家，不仅是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在欧洲和世界文坛也同样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龚古尔文学奖有一点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奖金数额，最初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是按照埃德蒙规定的5000法郎，到了1960年开始由于通货膨胀改为了50法郎，现在到了八十年代，奖金依旧维持在这个标准，因为通货膨胀的缘故，奖金价值更低了。
不过奖金的数额对于龚古尔文学奖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这个奖项更让人看重的是它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很多原本在获奖前籍籍无名的作品，在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肯定之后，不仅在法国畅销，更会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
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仅在法国国内，这些龚古尔文学奖得奖作品就可以平均售出40万册，作者也得以举世闻名，通过龚古尔文学奖被彻底改变命运。
这次伽利玛出版社邀请林为民来法国，自然不是无的放矢。
以他们出版社在法国文学界的影响力，早已锁定了这一届龚古尔文学奖的结果。
林为民凭借《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对于他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自然是有着极大的益处。
因为电影《情人》的缘故，法语版《情人》通过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到全世界的法语地区后，销量颇为可观，半年多时间以来已经销售了近90万册，对于一部译制作品来说，这个成绩堪称优秀。
如今《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凭借着奖项的影响力，未来几年时间当中销量自然会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不仅如此，包括林为民这个作者的名声也会因此受益。
自然而然的，林为民所创作的其他作品也会乘着这股东风受到更多读者的期待和欢迎。
伽利玛出版社这次邀请林为民除了参观，自然也要谈他名下其他作品的出版事宜。
这一次伽利玛出版社早有准备，提出了想要出版的书单。
林为民看着书店上的最后一个名字，笑道：“你们出版社的准备确实很充分，连《狩猎》都列了出来。”
加里扬作为谈判代表有些自得，“这是自然。林，我们出版社可是非常有诚意的。”
林为民却道：“不过你们知不知道，《狩猎》这部我已经决定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版？”
加里扬有些意外，“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
见林为民不愿意多说，加里扬有些遗憾，“那好吧，既然如此，看来这部要从书单当中划掉了。”
划掉了《狩猎》，书单上仅剩下四本书的名字，也是近几年来林为民作品当中海外出版最多和成绩最好的几部。
《霸王别姬》、《套马人》、《追凶》和《燃烧》。
有了上一次的谈判经验，加里扬这回吸取了教训，没有再跟林为民絮叨，而是直接开价。
15%的版税，四部首印册数从15万册到30万册不等，诚意十足。
从伽利玛出版社的表现来看，龚古尔文学奖的影响力确实非同凡响，林为民痛快的签下了出版合同。
出版事宜商定过后，时间来到晚上，伽利玛出版社特地为林为民举办了一场欢迎晚宴。
在主编安德烈的介绍下，林为民认识了一圈出席的嘉宾。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都是曾经获得过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写《桤木王》的米歇尔·图尼埃、写《动物园》的伊夫·纳瓦尔、写《安娜·玛丽》的吕西安·博达尔……
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标志，那就是都是由伽利玛出版社捧红的。
由此可见伽利玛出版社对龚古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在场的人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也习以为常。
除了作家，晚宴上还来了几个电影圈的导演。
后世提到法国电影流派，很多文艺青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所谓的“新浪潮”电影和导演们。
但实际上，在法国的电影圈里，还有一批比新浪潮更加文艺的电影人。
这群电影人没有什么核心宣言，也极少成群结队的出现在电影圈，但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
其中之一是，这群人普遍都居住在塞纳河左岸，所以他们又被法国人称为左岸派。
另一个特点是，这群人基本都有文学创作经历，他们在成为电影人之前很多都是作家或者编剧，这样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电影风格。
文字出身的经历注定了左岸派电影人与法国文学圈的交往很密集，只是经过了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左岸派导演们如今已经风光不再，而渐渐都被归到了引爆法国的新浪潮导演当中去。
阿伦·雷乃是左岸派导演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法国人所共推的新浪潮旗手。
1959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广岛之恋》获得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奖。1961年执导剧情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获得第2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80年，执导剧情片《我的米国舅舅》获得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伽利玛出版社能邀请到这位大导演，让林为民很意外。
林为民当初在文研所学习时去小西天看内参片，其中就有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